火狐电竞自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爆发,至今已有两年了。疫情对中国与全球实体经济企业的影响是巨大的,总体上看,现阶段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很大,其冲击的渠道主要有以下五个。
这几年,整个全球经济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增长停滞。根据202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报告,由于新冠病毒的爆发,世界经济可能会以2009年以来的最低增速增长.美国2020年一季度开始GDP收缩4.8%,终结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扩张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0年4月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认为,世界经济已陷入“大封锁”,预计今年全球经济萎缩3%,其中发达经济体萎缩6.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萎缩1%,衰退程度远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
2022年,在全球通胀高企、金融环境可能收紧以及俄乌冲突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近日同时下调了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22和2023年全球增长预期从4.4%和3.8%下调至均为3.6%,世界银行则将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4.1%下调至3.2%。从目前看,全球经济衰退不可避免,这次全球大流行不仅仅是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而是严峻的就业危机和经济危机。同时,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更多人失业;在美国,申请失业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标志着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之一的十年扩张已经结束。
再来看中国的经济情况。当2020年疫情爆发时,中国第一季度GDP增长达到-6.8%。受全球疫情冲击,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缩,大宗商品市场动荡。国内消费、投资、出口下滑,就业压力显著加大,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困难凸显,金融等领域风险有所积聚,基层财政收支矛盾加剧。
进入2022年3月以来,中国疫情出现反弹,且病毒传播呈现出点多、面广、频发三大特征。今年2-3月以来,疫情影响促使深圳和上海两大全国经济中心先后采取区域封锁等隔离措施。尽管这一举措对限制疫情的传播发展已经起到关键性作用,但从经济影响来看,这将直接导致制造业及服务业劳动力供给出现阶段性短缺。同时,交通物流的封锁和限制将影响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正常流通,并进一步对广大中小微企业形成冲击。而且,动态清零政策要求对局部聚集性疫情进行快速严格防控。这意味着城市居民日常出行和生活将受到影响,人员的流动和聚集下降将直接影响餐饮,零售,旅游及房地产销售等服务行业。考虑到上海和东南沿海经济大省持续受到不同程度的疫情困扰,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将阶段性放大。
疫情爆发以来,富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日经指数均出现大幅下跌。2020年3月18日,美国股市再度暴跌,触发本月第4次、史上第5次熔断,这也是道琼斯指数近3年来首次失守20000点。受疫情影响,纽约证券交易所宣布从3月23日起关闭交易大厅,完全转向电子交易。美国股市10天内发生4次熔断,而美股自1987年熔断机制建立以来共发生过5次熔断,上一次还要追溯到1997年。美三大股市市值一度缩水20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总量。道琼斯指数自2017年以来首次跌破2万点。欧洲和新兴市场股市也经历多次熔断,英国、德国、法国等国股指累计下跌一度超过40%,进入技术性熊市。全球市场避险情绪大幅上升,信贷市场信用风险增大。如此阵仗,让89岁的巴菲特也惊叹活久见,巴菲特可是股神呀,活了这么久,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但也让他感叹这太不正常了。网友们还替他开启了段子接龙:
2020年3月16日,巴菲特:我活了89岁,只见过四次美股熔断,我太年轻了……
还有网友调侃道:“巴菲特说一辈子就看见五次熔断,我10天就实现了四次,看来我要比股神厉害。”
虽然疫情对股市的冲击是短暂的,但若疫情持续蔓延,全球股市将进一步受挫。这几年的股市表现也是如此。
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利益于比较优势理论的运用。可以说,现在的世界是一个整体,每一个国家都是全球产业链不可或缺的一环。当你在为各国疫情重创、美股暴跌幸灾乐祸,隔岸观火的时候,火马上就要烧过来了。或许你没有亲戚同学在美国,你没有购买美股,美国的疫情似乎和你毫无关系,然而这个世界的运作规则没有如此简单——美股大跌,在美股上市的中国公司毫无疑问也损失惨重。
中国平安下跌 13%、微博下跌 19%、阿里巴巴下跌 10%,百度下跌 21%,股价下跌公司就需要改善财报来继续维持股价。在疫情需求抑制的情况下,裁员就是缩减成本的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或许失业离我们并没有那么遥远。一个简单的逻辑——国际疫情水深火热,国际消费者就会减少消费,而直接后果就是我们东莞的工厂的订单就会被撤掉,我们的工人就会失业回家。全球产业链条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据不完全统计,《财富》杂志1000强企业中94%经历了供应链中断。每一个国家都是全球产业链不可或缺的一环,全球供应链是一副多米罗骨牌,任何一块倒掉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面对疫情,全球各国都在想办法解决。很多人觉得既然疫情主要就是怕带来流动性危机,那直接放水不就得了,美元是美国自己印的,又怎么会出现危机呢?其实对于这点,也真的不是大家想想的那么简单。对于给实体注入流动性,像美国的两万亿刺激计划那样,无法就是分成两块,一个是给老百姓放钱保民生保消费。但是放少了,可能信用卡等债务都还不够,放多了,企业又没生产,时间一久就很容易出现资金多货币少而出现通胀的问题。
而给企业放水也是一样。因为一旦随着消费的恢复和企业的复工,整个社会的资金流动速度就会恢复,而此时对银行来说,其实是有钱放不出去的情况下,那就很容易出现全面通胀的局面。
所以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不是简单的放水或某个政策就能解决的,其根据影响时间的长短产生的伤害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各种政策的把控上也是会有一定的后遗症。假如没有放到关键点上,那就会出现过量的资金流入地产和金融市场导致新的风险点出现。而又解决不了实体经济的问题。
在社会总需求因为疫情明显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的当下,各国在实施货币政策刺激的同时,新的财政刺激政策也在发力,财政政策很可能可以也应该扮演比货币政策更重要的角色。
为什么疫情期间或疫后财政政策更为积极和重要呢?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学家,凯恩斯,英国的财政经济顾问,在1931年世界经济在萧条的情况下,提出了一个挖坑理论,当然这个挖坑,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给别人下套,设陷阱。而是无事找事做。说得更直白点,就是当经济不行时,大家都没事做,当然也没有收入,那们政府就雇佣一此人把好好的马路挖一些坑,然后在把这些坑修好,有人说,这不就是没事找事嘛,但也正是这无事找事,才让人们有事做,有事做,才有收入,有收入才能消费,才能拉动经济运行。
针对这个挖坑理论,有很多人杜撰很多有趣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据说是杜克大学的胡佛教授讲述的:“1934年在华盛顿的一家酒店的房间中,当我正准备与凯恩斯共进晚餐时,他善意地讽刺了我在搁架上挑选毛巾而避免弄乱其他毛巾时的小心谨慎。他用胳膊一扫一下就将两三条毛巾扫到了地板上。他开玩笑地说道:我确信与你非常谨慎地避免浪费相比,我对于美国经济更加有用,因为通过弄乱这些毛巾可以刺激就业。”
古老的道理说,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凯恩斯却说,刻意制造的麻烦是可以帮助别人的。这里面的逻辑就是凯恩斯主义常说的“挖坑理论”——顾客弄乱毛巾,酒店就必须多雇服务员来整理,而服务员岗位增加,更多的人通过当服务员获得了收入,他们的消费又刺激了其他行业的发展,从而形成一系列的拉动效应。
历史上,在很多经济危机时,都用过这个挖坑理论,最为典型的就是罗斯福新政,当时处于1931年的经济大萧条,农产品价值降到最低点,经营者将牛奶倒入大海,把粮食、棉花当众焚毁的现象屡见不鲜。
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所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其核心是三个R:救济(Relief)、复兴(Recovery)和改革(Reform),因此有时亦称三R新政。救济主要针对穷人失业者,复兴则是将经济恢复到正常水准,针对金融系统的改革则试图预防再次发生大萧条。
所以,现在也有很多国家将财政政策当成了救命法宝,面对汹涌而至的疫情及其导致的社会生活、经济活动的骤停,出于避免企业破产倒闭和确保社会稳定的需要,各国政府纷纷出台了以补贴、免税等为核心的财政刺激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无疑有助于缓解疫情造成的社会经济冲击,但也会导致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应对疫情所采取的这些政策的目的是抗灾,这类政府支出往往是没有生产性或经济性的,倘若用力过猛,会损害后期政府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的能力;
另一方面,政府庞大的财政支出会加重主权债务负担。南欧国家还将被迫有更大规模的财政支出,由于欧元区国家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而欧元区又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欧洲央行能否为日益增加的主权债务融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们的主权债务状况,因而不能排除伴随着疫情扩散、经济停滞而使得部分南欧国家再度陷入主权债务危机。
疫情对世界的第一个改变就是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e),让人们原来亲密无间的交流方式产生很大的改变。以前晚上出门怕见到鬼,现在白天出门怕见到人,
对世界的第二个改变是,人们在权衡之后放弃部分个人隐私。在公共卫生健康和隐私之间,人们选择了健康;就像“9·11”之后在安全与隐私之间,人们选择首先确保安全。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第三个改变,就是疫情的发生,大规模加速了逆全球化的进程。二战之后世界发展的主流是全球化的进程,典型的如WTO这样的组织的出现,使得人类共同致富、全球分享、共同改善人们生活。而近年来,逆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正成为一个趋势。新冠疫情出现后,大规模加速了这个进程,这对世界的影响非常大。原来强调分享,今天谈论的是独占,重复开发、自己拥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变成各个国家做事的逻辑。原本相互依赖的全球化供应链可能会断裂,对整个生态环境的变化不言而喻。
美国政府总是从“战略竞争”的角度看待全球化,特别是与中国等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关系,认为双方交流合作对提升中国的竞争力有利,而对美国的经济、科技实力和全球地位有害,因此要最大程度地与中国在科技、经济和学术交流、教育等方面“脱钩”。这一趋向在前几年就已经出现,并在此次疫情爆发后进一步加剧。可以说,我们熟悉的全球化时代,已经结束了。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声势进一步增强。在疫情初期,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就称疫情有助于使美国企业回归美国。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在疫情期间说:“我们必须减少在某些产品的供应方面对几个大国的依赖,尤其是中国;并加强我们在汽车、航空航天和医药等战略价值链中的主权。”法国前经济部长阿诺·蒙特堡也说:“全球化结束了。因此,将需要利用我们的自身资源来重建我们的经济、技术与生产独立性。”
“反全球化”、“逆全球化”、“脱钩”在美、英、巴西等一些国家有一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些国家在经济和政治等领域实行了一些“脱工业化”、“去工业化”的政策,片面发展服务业,使本国的经济结构越来越“虚”,越来越“空”,越来越金融化。同时,欧美等一些国家的政策没有注意解决全球化的包容和平衡问题,使很多劳动者不但没有在全球化发展中受益,反而在收入和权益上受到损害,导致民众及社会精英出现反全球化的诉求。
对中国来说,不但无法改变美国等西方国家打压中国科技企业、与中国在科技和经济等方面“脱钩”的意识和政策,同时也使中国等国家必须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加快发展科技和国内市场,以求在一些关键领域减少对美国及西方的依赖,摆脱被动局面。因此,世界范围内,都有主动和被动的“逆全球化”、“脱钩”的局部趋向,而疫情会强化及加速这一局部趋向。